在香港駐軍這一條，中方為何寸步不能讓？」

「在港駐軍一條必須堅持，不能讓步。」

這是1984年4月，鄧小平同志在外交部《關於同英國外交大臣就香港問題會談方案的請示》報告上，就關於駐軍問題一條作的批示。

35年後的今天，我們再回過頭來看，關於爭取在香港駐軍的權力雖然當年與英國人談判時歷盡坎坷，但是這個批示絕對是「高瞻遠矚、未雨綢繆和深謀遠慮」。

1

1979年，香港總督麥理浩訪問北京，就新界「地契租約」問題正式拜會鄧小平。這是首位正式拜訪我國中央政府的在任港督。一石激起千層浪，中英兩國的香港之爭由此拉開帷幕。

周南曾以中國政府代表團團長身份就香港問題與英國代表團進行談判，他回憶說當時小平同志召開了一次小型會議，最後做了這樣的決策：香港問題的解決，一定要收回整個香港地區；不只是新界的租期到了要收回，不能續租，而且過去兩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及《北京條約》）所謂永久割讓的九龍、香港（島），也要同時收回。

在得到鄧小平的直接授意后，一個集合了國務院港澳辦、新華社香港分社人員的五人小組秘密抵達香港，在香港各界展開調研，為解決香港問題做前期準備。魯平就是這個五人小組的組長。

作為中方另一個重要談判人員，魯平曾回憶說，我們找了香港社會各界人士，了解它的政治體制問題、法律問題、社會福利問題，還有國際問題怎麼處理、它有哪些外交權、為什麼會成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為什麼能成為自由港、公務員問題、語言的問題等各方面的問題。

一年的調研之後，五人小組獲得了很詳細的資料。國務院港澳辦將這些資料整理成報告，上報中央。這份報告提出了解決香港問題的十二條方針，後來被稱為「十二條」。

但是，1982年9月，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訪問北京。在與鄧小平的會晤中，她高調堅持「三個條約有效論」， 完全無視中方提出的「十二條」方案。

因為那時候英國剛剛取得馬島戰爭的勝利，在國際上似乎又找回了當年「大英帝國」的一些影子。所以，對待當時還沒發展起來的中國，英國人顯然很傲慢，而且氣勢洶洶，一副沒有商量餘地的架勢。

最讓中方不能接受的是，除了堅持三個不平等條約有效之外，撒切爾夫人還宣稱，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只有英國繼續統治才能夠得到保證，不能單方面地由中國把條約廢除。

魯平說，當時小平同志一下子就把她頂回去了。他說，我告訴你，香港，包括九龍、新界，主權問題是不能討論的。我們從來沒有承認過三個不平等條約，主權一直屬於我們中國，這很明確，沒有討論的餘地。

鄧小平的態度強硬起來，因為他意識到時間不能再等了。中英第一番交手，雙方各不相讓。魯平回憶說，中國的強硬態度讓撒切爾夫人很吃驚，臉一下子就青了，所以後來離開大會堂下台階的時候摔了一跤。

在接下來的一年多時間的談判中，英方雖然步步緊逼，但中方在香港回歸的原則問題上絲毫不讓。英國人完全占不到什麼便宜。於是，英國人把方向一轉，又提出了新的問題。

1984年4月，訪華的英國外交大臣傑弗里·豪代表英國方面向鄧小平提出：香港人心脆弱，希望中國不要派解放軍駐守香港。小平同志立刻反駁：香港回歸后國防外交必須由中央直接管轄、掌握，中央一定要在香港駐軍。

這就拉開了雙方就「駐軍問題」進行談判的大幕。英方提出了各種各樣的理由表示反對；而作為當時中方代表團的團長，周南則牢記鄧小平的那兩句指示，在駐軍問題上寸步不讓。

2

中方的立場是非常有根據的。既然收回香港主權，國防必須由我們來管，因此我們要有駐軍的權力，而且我們也需要在香港駐軍。

但同時，我們也強調兩點，第一，英國在香港駐軍，軍費是香港納稅人負擔的，但是中國政府收回香港主權后，我們不佔這個便宜，駐軍費用由中央直接撥付。第二，駐軍主要是負責國防，香港內部的治安事務我們一律不管。

因為駐軍是主權的象徵，我們必須要堅持。儘管從當時看，中方在談判中表示人數不在多，但駐軍是一定要有的，這是個原則問題。

周南在回憶中說，雖然我們有理有據，而且姿態放的比較低，但是英國人依然找出各種理由加以反對。比如英方代表說，「英國需要在香港駐軍，但你們不需要駐軍。」為什麼呢？

英國代表狡辯說，「我們不一樣，我們離香港十萬八千里，(從)海上、空中(走)都很遠，萬一發生什麼事需要採取軍事行動，我們不駐軍來不及；你們有廣州軍區，部隊離香港不遠，真正需要的時候可以過來一下子。但是過來也必須要有特首的邀請，還要立法會通過，而且任務執行完了以後就要離開，不能駐在這兒。」

但周南堅決回應說：「那不行，必須常駐。」

英國人又找了一個理由，說當時的香港民眾對於駐軍問題高度敏感。當時有一種說法是，港人對「中國人民解放軍」這一稱謂有些抵觸，如果將來中國在港駐軍的話，部隊能否換個名字？

周南斬釘截鐵地回答：不行，沒有必要，換個名字好像中國有兩支不同的國家軍隊似的，而且實質的問題不在於名字。

然而，正當我外交人員跟英方談判堅持駐軍的時候，卻出現了一個小風波。

1984年5月，全國人大六屆二次會議期間，有香港記者趁人大會議期間香港各界人士同中國高層人士討論的時機，極力想捕捉到一點有關中央對香港回歸問題談判的信息，其中焦點之一就是回歸後人民解放軍是否進駐香港問題。

其中一名記者鑽了個空子，採取突然襲擊的方式向一位副委員長發問：「中國是否可以不在港駐軍?」而這位副委員長對當時中英談判的情況並不熟悉，所以回答時顯得非常含糊。

結果第二天，一些香港和英國媒體大做文章，報紙頭版頭條以通欄標題刊登了有關「中國收回香港后可能不會駐軍」的報道，企圖造成中國政府態度已經軟化了的印象。

5月25日，鄧小平在接見港澳地區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前知道了此事，非常生氣，並立刻採取了補救措施。當時記者拍了照片準備離開會場時，鄧小平招手特地又把他們叫了回來，專門就駐軍問題作了澄清。

小平同志說：趁這個機會，我要對記者們說幾句話，所謂的「將來不在香港駐軍」不是中央的意見。他口氣非常嚴厲地說，既然香港是中國的領土，為什麼不能駐軍!沒有駐軍這個權力，還叫什麼中國的領土!這是鄧小平第一次公開向外界談論駐軍問題，使用了這樣異乎尋常的方式，很快成為了港媒的新聞熱點，我方對駐軍的態度及時得到傳播。

同時，在鄧小平發火之後，英方意識到中方態度十分強硬，就不再堅持「反對中國方面『1997年收回香港』以後行使『駐軍權』」，談判順利推進到下一個問題。鄧小平在關鍵時刻解決了中英談判的一個關鍵問題。

鄧小平的這次發火，被周南形容為「文王一怒而安天下」。

為什麼小平同志對駐軍問題如此「較真」，寸步不讓？可以說，這就是政治家在國家大戰略上十分敏銳的地方，從長遠的角度考慮香港穩定和國家安全的問題。他理性而實事求是地指出，駐軍不僅僅是國家主權的體現，也是維護祖國統一和安全，保衛國家領土的需要。

1984年10月3日，鄧小平會見港澳同胞國慶觀禮團時指出：「我講過中國有權在香港駐軍。在香港駐軍還有一個作用，可以防止動亂。那些想搞動亂的人，知道香港有中國軍隊，他就要考慮。即使有了動亂，也能及時解決。」

3

雖然駐軍的問題解決了，但就在香港回歸臨近的日子，英國人又想在解放軍先頭部隊進駐的問題上下一些「絆子」，讓解放軍進駐香港不那麼順暢。

1987年底到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工作的陳佐洱，於1994年3月擔任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可以說是在最後關頭跟英國人打交道最多的人。陳佐洱說，在磋商交接工作過程中，最緊迫、最驚險的是解放軍先頭部隊提前進駐問題，因為啟動這項談判時，香港回歸已經倒計時了。

就在1997年6月16日中午，陳佐洱突然接到來自北京的重要電話。電話里傳來外交部副部長王英凡的聲音：「陳佐洱，我正在錢其琛副總理的辦公室里給你打電話。」這句話，立刻讓陳佐洱感到了急迫與分量。

陳佐洱在回憶錄中說，王英凡副部長指示我，立即帶領中英聯合聯絡小組防務與治安專家小組，與英方開談駐港部隊先頭部隊提前進入香港問題。他說，北京已組成專家組，傍晚就飛抵香港，配合你的工作，來人將會傳達具體方案，只要是在底線範圍內，授權你可以當場決定。

為何臨近回歸前夕，突然要談判先頭部隊提前入港？

陳佐洱說，一般的理解是，解放軍駐港部隊應於7月1日零時開進香港，此前已派遣196名以技術和後勤人員為主的先遣人員分三批不帶武器進入香港，為駐港部隊開進預作通信、交通、後勤等方面的必要準備。

但中央領導在聽取有關彙報時發現，假如攜帶武器的駐港部隊在7月1日零時才進港，從北到南抵達全部營地需要兩到三個小時，這就意味著在駐港部隊到位前，香港大部分地區將出現防務真空。

而此時，中英兩國領袖正在進行莊嚴盛大的香港政權交接，剛剛回到祖國懷抱的香港絕不能有一分鐘不設防。所以，駐港部隊必須有一支先頭部隊，攜帶武器裝備於7月1日零時以前進入香港，確保零時開始有效履行防務責任。

對於中方這樣一個合理要求，英國人卻堅決不同意。他們認為在英方管轄的最後幾個小時，中國軍隊就荷槍實彈開進來，這怎麼行？

由於距離香港回歸只剩下兩周的時間，所以中央給陳佐洱解決這個問題的時間只有一個星期。接到任務后，陳佐洱當晚就和專家們關進屏蔽保密室里徹夜研究方案。第二天上午開談，整個談判持續了五天五夜。

在最初的談判中，英方表示：一，解放軍先頭部隊人數太多，有損英國管治香港的對外觀感；二，反對裝甲車進港，並希望中方進一步提供其它車輛、軍艦和直升飛機的數量和型號；三，對於中方提及的「7月1日零點不能出現防務真空」有不同看法；四，反建議參加政權交接儀式的中國領袖和先頭部隊都從水路，在英方提供的保護下進入香港。

陳佐洱說英方代表暗示，英方對先頭部隊是否配備裝甲車問題看得非常重。如果在7月1日零點之前將主要用於防暴的裝甲車開進香港，很傷英國面子。但陳佐洱立即打斷他的借「車」發揮，駁稱中國駐軍出於履行防務責任的需要，攜帶任何武器都是合理的。

中方堅定的態度讓英方有了一些緩和，而中方為了贏得時間，也作出了一些讓步。陳佐洱說6月18日開會時，獲得了北京批准在裝甲車提前開進問題上可以採取靈活態度的複電。而英方在會上也表示，英方不再堅持先頭部隊從水路開進，同意中方提出的從深圳皇崗和文錦渡陸路口岸進入香港。

不過，會議上雙方隨即又在進駐軍營問題上爭論起來。英方以道路擁擠為由，拒絕解放軍先頭部隊進入位於九龍彌敦道附近的槍會山軍營和港島的威爾斯親王大廈英軍總部、以及最南端的赤柱軍營。英方堅持的真正原因是不願意在管治期的最後幾小時有中國軍隊出現在繁華市區。

陳佐洱也一再強調，先頭部隊只進入14個軍營中的6個，已是一種讓步。香港交接的盛大儀式是在毗鄰威爾斯親王大廈的香港會展中心舉行，如果先頭部隊不進駐威爾斯親王大廈，屆時履行防務責任的意義就大打折扣了。

最後，經過幾輪艱難的談判，為換取英方的讓步，經請示上級同意，陳佐洱表示在中方的某些關注得以滿足的條件下，可以將先頭部隊的人數由1000人減至800人。

最後的焦點是駐港部隊派多少人提前入港。中央給陳佐洱的底線是不少於500人，陳佐洱回憶說，「我想到9是最大的數字，一咬牙說：509人，這是中方所能作的最大讓步了。」英方最終接受了這個方案。

這才算完整實現了對解放軍進駐香港的所有安排。

今天，我們應該已經認識到，確保實現解放軍進駐香港是多麼的意義重大！

本文部分資料來自於重慶出版社《我的中國心》和湖南文藝出版社《交接香港——親歷中英談判最後1208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