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哈佛畢業的中國高材生,年薪百萬美元的世界頂級銀行總裁,而如今他卻沾上艾滋病,在中國的農村「淪落」到一無所有……

27歲前,他是功成名就的華爾街投行副總裁,他的大幅照片被掛在法國巴黎銀行總部的大堂里。

  27歲之後,他最常去的地方就是河南鄉下,相處時間最久的是患有艾滋病家庭的孩子,沒有了高高在上的榮耀與權位,卻背負上了兩萬個患有艾滋病孤兒的重擔。

  他,就是杜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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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他成立了智行基金會,用自己人生前三十年的所有積蓄和籌資,深入中國各地的艾滋村救助可憐的艾滋孤兒。

  第一年127人得到救助,第二年400人,漸漸地,總計資助資金達到2億元,救助了近2萬名的中國農村艾滋遺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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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年來,他四處奔走籌集善款。每年都要在高校、公益組織,和企業間進行四五十場的演講。

  他幽默地評價自己辭職之後的變化,「比以前更忙,一文不掙,全年無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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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人問他,放棄華爾街年薪百萬美金的工作,從雲端跌入谷底,就只為了那些素不相識的孩子,值得嗎?

  他回答,值得。

  他現在正在做的事情,是改變世界,幫助更多的艾滋孤兒擺脫人生的深淵,用自己的雙手和渺小的力量,為他們打造一個黃金時代。

  就像他曾經在微博上說道的那樣,「你所處的時代,有什麼特別看不順眼的,你去儘力把它改變,那也就接近黃金時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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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聰出生於香港,14歲跟隨父母從香港移民到舊金山。

  那個時候艾滋病剛爆發。每天頭版的新聞都在說,有一個莫名其妙的怪病,有很多人莫名其妙地死亡。

  那個時候人心惶惶,後來在杜聰就讀的高中,一個他很喜歡的老師因為艾滋病去世了。也正是因為這樣,杜聰在美國的十幾年中一直都在關注著艾滋病,也一直在為艾滋病做志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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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到美國時,他受盡了各種種族歧視、地域歧視,可不甘落後的他卻一路開掛,用優異的學習成績讓所有瞧不起他的人乖乖地閉上了嘴巴:

  本科畢業於美國常春藤八校之一的哥倫比亞大學,碩士畢業於世界頂尖學府哈佛大學。

  27歲,杜聰成為了瑞士某銀行駐香港聯席董事;29歲成為法國投資銀行副總裁。

  那個時候的他過著雲端之上的高級生活,與洛克菲勒的曾孫女喝下午茶,受白先勇之邀和林青霞一起聽崑曲,事業得到李兆基和柯林頓的支持,他的大頭照片被掛在法國國家巴黎銀行總部大堂的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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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功成名就的金融俊秀,也是別人羨慕的天之驕子,90年代年薪就已高達百萬美金。

  那個時候,他的理想是成為華爾街最出色的銀行家,對於他來說,一切都是那麼地觸手可及。

  然而在1996年,他卻突然做了一個選擇,也正是這個選擇讓他徹底走上了一條「不歸路」,距離自己理想也越來越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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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改變一生的決定

1995年,杜聰被調職香港,因為工作的關係,他經常要到各種地方去做調研。1996年他被民間防艾第一人——高耀潔帶到了河南「艾滋村」,就是那個有著好多艾滋病人的地方。

他跟著高耀潔一連走訪了好幾個村子,有的村子幾乎家家都有艾滋病病人,「我從未遇到一個小小的地方,竟有這樣大的苦難,一戶人家老中青三代受到,『貧困』、『病』、『歧視』的三重打擊。」杜聰回憶當時的情景說。

而他們之所以得艾滋病,僅僅是因為貧窮。因為常常吃不起飯,於是這些貧困農民就去賣血補貼家用。可很多血站非法經營,共用針頭,甚至在提取血漿后,把被污染過的血液注回賣血者體內,導致許多農民感染艾滋病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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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他們哪裡能買得起藥物來治療啊?只能在陰暗潮濕的房子里毫無尊嚴的等死,那裡的很多孩子也因此成了孤兒。而這些艾滋孤兒的命運更為悲慘,有的孩子從出生就攜帶艾滋病毒,還未長大便夭折在母親的懷裡。有的人將親人逝去的怨恨轉移到孩子的身上,他們小小年紀就被冠上了不祥的名頭。

在一戶農家,杜聰看到一位奶奶抱著兩個孫子,小哥倆骨瘦如柴,都感染了艾滋,孩子的父母因艾滋病去世。奶奶告訴杜聰,「等我兩個孩子都走了,我也該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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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到一個學前班的小女孩,畫了連環畫,畫上,她對躺在病床的媽媽說:「媽媽,不如你賣了我吧,賣了我,就有錢買葯來治你的病了。」緊接著的另一幅畫中,她又說:「媽媽,不要緊的,等我長大以後我會回來找你的……」

他看到一個婦女,坐在床上無助的哭泣,床下鋪了幾個麻袋幾件破衣服,上面躺著骨瘦如柴患病的孩子,等待著他的只有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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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這人間慘境,杜聰和同行者無不悲痛落淚,離開農村前的那個晚上,杜聰輾轉反側徹夜難眠。就在那個晚上,杜聰做出了一個改變他一生的重要決定:辭職做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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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兒子的決定之後,杜聰母親的反應尤為激烈,「我供你讀哈佛,不是讓你出來做義工的。」杜聰卻告訴母親說,「這個世界少了一個銀行家不會死的,但是如果我不做,那些孩子怎麼辦?」杜聰不顧家人的反對,回到香港之後立即就成立了「智行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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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兩萬個孩子的爸爸。


「有個男孩的身影,這麼多年過去了,我始終都沒有忘記過。」今年49歲的杜聰,想起2005年夏天裡一個下雨的傍晚,電閃雷鳴中,一個七八歲的男孩披著蓑衣出現在縣城辦公室門口。「他本身很矮、很小,但是被蓑衣撐得好像很大。」他在滂沱的大雨中走了十幾里路,只為過來詢問「抗病毒藥物該怎麼服用」。他是一個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孤兒。

「一個孩子,為了能夠活下來,只要有一絲的希望,他都會付出所有的努力,不會放棄。」杜聰說,這也是他這麼多年來堅持下去的「動力」,為了給孩子那「一絲」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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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艾滋病仍被視為禁區,杜聰不得不像「打游擊」一樣去農家走訪,運用私人關係低調籌資。

杜聰第一次到農村做家訪的時候,敲那戶人家的門,很久都沒有人出來。當時就準備放棄了。突然間,他們的鄰居說,回來了回來了。我看到的是一個很瘦的小孩,推著一個木頭車,上面坐著一個大人。一條很顛簸、很爛的泥路,慢慢往這邊走。那個時候,剛好夕陽照到他們的臉上,那一幕至今還印在杜聰腦子裡。後來杜聰才知道,坐在車上的是父親,他感染了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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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病危的母親,拉著杜聰的手乞求,「我不行了,希望你能照顧我的孩子,拜託你了,如果有人願意資助我孩子讀書,那我就死得安心了。」杜聰也拉著對方的手保證:「你放心我會照顧你的孩子,讓他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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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行資助受艾滋病影響的孩子上學,人數從第一學期的127個,很快增加到近400個,他從不預定名額,每到一個村,凡是符合資助條件的家庭,每家都幫。從河南到安徽、山東,廣東4省7縣24村,資助患病小孩超過2萬人,其中有2500多名考上了大學,還有不少是名牌大學,交通大學的,北京大學的,還有的去了美國念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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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開始,基金會組織暑期夏令營,並開展大學生暑期回鄉探訪的工作。「當這些大學生回到和他們遭遇相似的艾滋遺孤家庭時,他們對孩子們現身說法,對孩子們的鼓勵作用,比我們還管用。」當然,並不是每一個孩子都能夠適應去上學讀書,杜聰就會資助這些孩子去技校里學習手藝,因此他也培養了很多頂尖的麵包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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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幫助孩子們走出艾滋病的巨大陰影,杜聰和智行基金會的小夥伴發起了藝術療傷項目,通過畫畫、唱歌、舞蹈、戲劇等方式幫助孩子建立自信。他每年都會組織夏令營活動,帶著這些農村、艾滋病家庭的孩子去北京、上海、香港這些大城市走一走看一看。每次跟孩子們合照時,他就大聲喊道:「杜聰肥不肥?」孩子們咧嘴笑道:「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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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實中,人們對艾滋病的歧視依然存在。夏令營的孩子曾遭到工作人員的白眼,一家餐廳的老闆直接拒絕他們用餐。有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醫學生在微博吐槽,儘管明知不會傳染,接診艾滋病患者后,帶教老師還是讓他們趕緊洗手,他也只能把自己的秘密藏得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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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在過去的20年裡,醫療水平獲得了長足的進步,如果今天人們不幸感染了艾滋病,用藥物治療實現生命延長已經能達到很好的療效了,現代科技已經給了生命以希望,然而當下社會卻給不了這些孩子打開鐐銬的鑰匙。「我也有各種被歧視的地方,社會不可能一下子改變,不只是艾滋病患者,丑、窮、胖、矮、同性戀,每個人都有被歧視的點,勇於面對不代表不被歧視,而是不被別人的歧視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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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每天抽時間和孩子在QQ、微信上互動,幫助選專業,幫忙介紹實習機會,甚至傳授戀愛心得,為孩子「樹立一個正向的長輩形象」。杜聰讓艾滋遺孤有了全新的人生,可他自己的人生卻戛然而止了,直到現在,他也沒有結婚,也沒有孩子,可他毫不在意,他笑著說,他擁有了20000個孩子。杜聰甚至作為證婚人、「叔叔」、「爸爸」,參加了不少智行孩子的婚禮。「對一個沒有親生孩子的人來說,能不斷地嫁女和娶媳婦,是福氣。當然,我寧願把福氣還給他們的親生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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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常在微博上「曬幸福」:他曾擔心活不下來的孩子學了中醫,還監督他控制血糖;以前吃不飽飯的孩子學會了烤麵包,還在世界級的麵包比賽獲了獎;上不起學的孩子畢業后回到家鄉貸款創業,幫扶受艾滋病影響的老鄉……但行好事,莫問前程。或許,這才是真正的慈善。